洪钧在美国那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，曾经被派驻香港半年。所以，当他再次踏上港岛时，他并不感到十分陌生。住下之后，他立即按照名片上的号码给沈福官打了个电话。听到洪钧的声音，沈福官开始很热情，但是听说洪钧想了解一些关于达圣公司的情况，他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。他说办公室里还有客人，让洪钧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。然而，当洪钧在半小时后再次拨通电话时，沈福官的女秘书却说他外出办事去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洪钧又给沈福官打电话。接电话的女秘书一听说是洪钧，便说沈经理不在，让他过些时候再打。洪钧又试了两次，结果都一样。那位女秘书说话很客气也很耐心，但是她那些婉转回答的实质内容都是一样——老板不在，不知去何处了，也不知何时回来。洪钧觉得这位小姐仿佛要和自己进行一场耐心与毅力的比赛。
由于是在香港，沈福官不愿意合作，洪钧也无能为力。他想自行找上门去，但又觉得不妥。因为一旦把事情搞僵，没有了回旋的余地，他此行香港的调查任务就更难完成了。这时，他想起了郑晓龙临来时交给他的字条。于是，他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，找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连敬培先生。连敬培告诉他郑晓龙已经到了香港，并且把郑的电话号码给了他。他很快与郑晓龙通了电话，两人约好晚上见面。
下午5点多钟，洪钧来到位于港岛红棉道8号东昌大厦12层的廉政公署训练学校，见到了在此参加指挥培训班学习的郑晓龙。两人分手虽仅数日，但此番在香港见面，都觉得分外亲热。他们下楼后，边走边谈。郑晓龙是第一次到香港，因此很有几分兴奋感，他不停地谈着自己到香港后的感受。
洪钧终于想起了自己找郑晓龙的目的。说：“晓龙，我是来找沈福官的，想了解佟文阁和孟济黎上次来香港的情况。我几次打电话找他，但是都吃了闭门羹。”
“那大概是因为你提到了达圣公司。”
“我不可能不告诉他我要找他的目的啊。”
“但那正是他最不愿意和别人谈起的话题。”
“看来，我的调查在无意之间和你的工作‘撞车’了！晓龙，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保密的，但是，在你掌握的信息中，有没有可以和我共享的呢？”
郑晓龙没有回答洪钧的问题，而是婉转地说道：“其实你也保留了一些没有跟我共享的信息，对吧？我是说，你洪大律师绝不会为了那么一点小事儿就到圣国去，现在又来到了香港，我想，咱们有必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了。”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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